浙江“解题”共同富裕：把缩小三大差距作为主攻方向******
中新网杭州1月12日电(记者 项菁)五年来，浙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稳居各省区第1位，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4缩小到1.94以内。聚焦共同富裕愿景，今后五年，该省把缩小三大差距作为主攻方向，目标到2027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
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2日在杭州开幕，浙江省省长王浩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透露上述信息。
“十四五”开局，浙江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使命。共同富裕作为一场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为标志的社会变革，浙江之所以能够先行先试，关键原因在于上述三大差距较小。
也由此，对于探路共富的浙江而言，缩小三大差距仍是主攻点。
发展进程中，区域间有山海之别。浙江则加大统筹区域发展力度，提升协调发展水平。
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张斌 摄过去一年，该省推动杭州宁波唱好“双城记”、四大都市区和中心城市协同发展。同时探索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新路子，26个“产业飞地”落地建设，山区26县生产总值增速高于浙江全省平均。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曾让“山”与“海”之间横亘着一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沟壑。为发挥“山”与“海”的特色优势，浙江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推动陆海统筹、山海互济。
2022年是浙江“山海协作工程”实施20周年。迈过“新起点”，浙江如何持续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五年，浙江要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实施新一轮“山海协作”，加强新型帮共体建设，提高“产业飞地”“科创飞地”“消薄飞地”建设质效；精准迭代“一县一策”，推动山区县做强“一县一业”主导产业、海岛县完善“一岛一功能”布局体系。
县城连接着城与乡，既是城镇化的主战场，也是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的支撑点。
未来五年，浙江将聚焦增强县城产业平台带动能力、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支持县城做大做强特色主导产业，完善交通、水电气等基础设施，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到2027年县城人口占县域比重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努力打造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示范省。”王浩如是说。
迈向共同富裕，把好“公平”之秤，农村谓之关键。
五年来，浙江城乡一体化步伐加快。2022年该省推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行政村比例超过50%。
王浩提到，今后五年，浙江将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在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方面，今年该省将创建和美乡村示范县10个、示范带22条；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年收入30万元以上且经营性收入15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占比超过90%。
共同富裕关乎城乡发展，亦涉及分配问题。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浙江深谙。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2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4.1%、6.6%。未来五年，浙江要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增进民生福祉。
从就业维度看，该省将完善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支持政策，加强新时代浙江工匠培育，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众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同时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年均增长7%左右。(完)
国是访问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在何处？****** 文/李晓喻 今年以来，中国再次释放出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高水平对外开放，究竟将“高”在何处？哪些领域的开放措施值得期待？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综合研究室主任杨长湧近日接受了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国是直通车：您如何评价中国当前对外开放所处的阶段和水平？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长湧：中国对外开放经过40多年历程，已经迈向高水平阶段，这是与中国经济整体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在新形势下，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理解这种“高水平”可以概括为五个“更”。 ——更大范围。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在开放方面的差距仍比较大，开放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存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求推进更大范围开放，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的同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国际运输和物流大通道，让中西部内陆沿边地区更多、更快、更好地融入对外开放大局。 ——更宽领域。中国制造业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开放，但服务业开放程度仍相对不足。因此，要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推进开放，应当成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之一。此外，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也是拓宽开放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 ——更深层次。核心就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目前国际新一轮经贸规则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边境上”向“边境后”推进。在此情况下，作为开放大国，中国“边境上”开放程度已经较高，下一步开放的重点就不再是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是要顺应全球经贸规则演进趋势、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趋势，把着力点放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方面。 ——更加主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开放都处在“顺风顺水”的国际环境中。但随着逆全球化加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开放需要更加主动，包括主动扩大“朋友圈”，主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主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演进趋势等。 ——更重安全。考虑到全球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越是开放越要统筹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 国是直通车：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何考虑和现实意义？ 杨长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尽管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但是从历史长周期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基于这个判断，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它的意义或者说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前逆全球化加剧的根源之一，是某些大国不去承担应尽的责任，而选择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高举开放旗帜，坚持合作共赢，以中国的新发展为全球提供新机遇，是给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强心针”，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了新动力。 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大报告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新格局绝非封闭的国内大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因此，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和组成部分。 第三，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重要作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仍有一些难啃的“硬骨头”，需要充分借鉴过去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宝贵经验，通过高水平开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将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贡献力量。 国是直通车：制度型开放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带来哪些作用？ 杨长湧：现在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两个重要载体，一个是海南自贸港，另一个是自贸试验区。 海南自贸港通过推动贸易、投资、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跨境资金流动的自由便利，以及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将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同时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金融、政府治理等方面也会加大试验力度，这些都将有助于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成为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优良场所。 另外，在制度型开放指引下，今后中国将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进内外贸易一体化，深入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这将为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同台竞技提供良好舞台。现有的一些自贸协定谈判也会加快进度。 国是直通车：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都是以开放促改革，有人认为当前形势下，中国更应该以改革促开放，您对此怎么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哪些领域的改革需要加速推进？ 杨长湧：中国的开放和改革一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下一步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确实需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制度环境来保障，而且随着开放从“边境上”深入到“边境后”，很多开放内容都涉及国内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也需要强有力的改革作为支撑。 同时也要看到，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性并没有削弱，这也是中国积极推进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原因。 关于下一步需要重点改革的领域，其实还是要紧紧扭住一个目标，就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这个目标之下，很多改革的方向就比较明确了，比如推动内外贸一些法律法规、监管体系和标准相衔接，推动实施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等。 国是直通车：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兼顾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 杨长湧：我想应当是坚持问题导向。既要重视开放领域的一些传统安全问题，比如贸易摩擦、出口管制等，也要重视解决新形势下，特别是新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新安全问题，包括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要从过去的产业合作逐步转向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思路，通过国际合作以及一些机制安排，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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