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庄严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政治主动和战略主动，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践行历史使命中创造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业绩。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中国式现代化”，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践行历史使命中创造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业绩。一方面，牢牢把握历史主动，科学标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新坐标。洞悉时代大势，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深刻把握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从战略全局上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规划和部署，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另一方面，牢牢把握政治主动，提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要求。中国共产党以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牢记“三个务必”的高度政治自觉，掌握政治主动，加强自身建设，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同时，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全方位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蓝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正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只要我们在既定战略上自信自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沿着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康庄大道奋勇前进，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夙愿。【详情】
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构建全球发展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与深入发展，必将加快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高质量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各国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一方面，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新范式。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身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成熟现代化理论体系，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另一方面，将推动全球迈向繁荣共生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全方位推动了与亚洲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技术合作与人文交流，带动了新一轮产业与技术的匹配性转移，奠定了“一带一路”成为广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认可的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这是工业化以来，发达国家之外的经济力量首次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承担起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推进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任。【详情】
从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从领导力量、价值立场、性质方向、战略部署四个维度加以把握。一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价值追求上是高度一致的。坚持现代化建设的人民立场，就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就是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协调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增进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此外，党的二十大非常重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考量，从战略高度谋划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十二项战略举措。【详情】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关键是把握好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人历来强调“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把理想的精神境界融入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中。对完满富足精神世界的追求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决定了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现代化。从现实角度看，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中华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未来角度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的底气和自信除了来自雄厚的物质基础，更离不开每个中国人积厚成势的志气骨气，各族干部群众一往无前、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全民族不断增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不断提升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从人类文明视野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所肩负的重要使命。【详情】
稳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安全底板。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国家安全依旧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新征程上，我们只有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清醒认识我们所面临的惊涛骇浪和重大风险挑战，才能够稳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安全底板。一方面，稳固国家安全底板的前提是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征程上，要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稳固国家安全底板的关键是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的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的理念；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既要关注国家各领域、各层级、各方面的安全问题，又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详情】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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