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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剧团焕发新活力(艺近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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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盐城市淮剧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与过去相比,舞台下年轻的观众多起来了,还有不少中小学生。

  哪怕只是送戏到一个村,剧团通常也会派出最强阵容。多年来,通过一场场乡间田埂上的高水准演出,他们把戏演进了观众的心里。

  位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聚龙湖畔的淮剧博物馆里,传来阵阵悠扬的旋律。一场风靡淮剧界的嘉年华比赛正在进行。穿上蓝白相间的戏装,化上清秀明丽的淡妆,戴上玲珑剔透的头饰,21岁的盐城市淮剧团青年演员房小莉缓缓步入戏台中间,唱起了淮剧《打神告庙》选段。当天,共有10名来自各地的淮剧演员摘获“最佳演唱奖”,其中包括房小莉在内的3名获奖者均来自盐城市淮剧团。

  30名新生代演员阵容整齐,每年演出300多场,不断推出精品新作,不断获得各种荣誉,一个庞大的年轻戏迷群体被牢牢吸引……一时间,这个基层剧团成为淮剧圈的关注焦点。

  盐城市淮剧团演员陈晓欧进小学教戏。盐城市淮剧团供图

  年轻人演给年轻人看

  早冬,盐城市世纪公园东南角,盐城市淮剧团所在小楼右侧的排练厅里,青年演员们正在进行日常练习。“这是剧团最近推出的新剧《金鳞记》,参演的30名演员都是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过几天就要首演了。”年轻花旦姜辰颖说。

  2013年,13岁的姜辰颖考入盐城市淮剧团,进入剧团与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作成立的六年制“盐淮班”学习。那一年,包括姜辰颖在内的30名十二三岁的小学员成为盐城市淮剧团的“定向委培生”。小学员的学戏之路非常辛苦,每天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练嗓子,每天都要练十几个小时的基本功,风雨无阻,寒暑不断。经过4年的勤学苦练,2017年,30名新生代演员全部回到剧团实习。“戏苗子”的培养很有成效。他们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淮剧《菜籽花开》《送你过江》分别获得江苏省第三届和第四届“文华大奖”。几年下来,30名年轻演员一个也没流失,他们迅速成长为剧团的中坚力量。

  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盐城市淮剧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

  今年28岁的花延伟是盐城市盐都区的一名声乐老师,同时也是盐城市淮剧团的“铁杆戏迷”。小时候,花延伟家里开音像店,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淮剧光碟。淮剧光碟听多了,他对淮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跟着光碟学,咿咿呀呀地哼,久而久之,学会了不少淮剧经典唱段。大学毕业后来到盐都区工作,在盐都文化艺术中心,花延伟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看了盐城市淮剧团的演出。他发现,现在的淮剧和小时候听到的老戏已经不一样了。让花延伟感受最深的是,过去“香火戏”“门叹词”之类的悲调少了,唱腔变得更细腻柔美,更有感染力了。音乐风格上也有较大的改进,过去,伴奏乐器以二胡、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为主,如今,还加入了小提琴等西洋乐器。“表演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更多时尚元素融入淮剧里,更符合年轻观众的口味了。”花延伟说。

  盐城市淮剧团每年要开展近30场“送戏进校园”活动,给孩子们带来精彩淮剧演出的同时,演员们走进教室,走上讲台,面对面教孩子们唱戏,培养学生们的戏曲素养。

  每周三、周四的下午,剧团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员程红都会到当地的小学教戏,教孩子们穿戏服、画戏妆、展开歌喉演唱,沉浸式感受淮剧的魅力。葛子钰是盐都区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淮剧。一年多前,她加入学校的淮剧兴趣班,跟着程红学唱淮剧,目前已经会唱好几个经典的淮剧选段。葛子钰全家人因此都喜欢上了淮剧。

  团长张正余明显地感觉到,与过去相比,舞台下年轻的观众多起来了,还有不少中小学生。年轻人看戏时更喜欢互动,在观众席上,有的拍起了小视频发朋友圈,有的拿出手机开启了直播。每次演出,看着台上台下那么多年轻的面孔,张正余就笑逐颜开。一场场演出下来,盐城市淮剧团不断在年轻人中“圈粉”。

  最重要的舞台在农村

  盐城市淮剧团的院子里,停靠着一辆白色东风牌中型货柜车,车身上画着一个头戴雉翎、身背靠旗的武旦形象,看上去栩栩如生、威风凛凛。十几年来,盐城市淮剧团的演员们坐着这辆车,把一台台淮剧大戏送到大街小巷,送到田间地头。在盐城市盐都区,几乎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都留下了盐城市淮剧团演员们的身影。

  盐城人大多爱看淮剧。淮剧发源于江苏盐城里下河一带以及淮安市,至今仍流行于江苏、上海以及安徽部分地区。江苏很多市、县都有自己的淮剧团。别看盐城市淮剧团只是一个基层剧团,身上的“光环”可不少——曾9次携新剧进京,也曾远赴欧洲进行交流演出,获得的各种奖牌奖杯多不胜数。

  但在团员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舞台,还在广袤的农村。十几年来,盐城市淮剧团每年演出300多场,其中“送戏下乡”近200场。为了不给村民们添麻烦,无论是资历丰富的国家一级演员,还是刚来不久的新人,都备有一个被包和一个网篮,每次出远门,被包装得满满的,网篮里水瓶、水杯、餐具、洗漱用品等应有尽有。

  搭建的临时舞台简陋粗糙,可热情洋溢的观众总能让演员们演得带劲。

  2016年秋,剧团到一个偏远的村子演出。天公不作美,开演前半小时,突然狂风大作,大雨滂沱。主持人只好宣布演出取消,台下的观众也慢慢散了,可还有十几位戏迷一直撑着伞,迟迟不愿离去。演员们眼睛湿润了。风雨稍缓,演员们就冒着雨把戏演完。

  有一次,剧团到泰州兴化演出,车刚开到村口,鞭炮声就“噼里啪啦”响起来了。透过车窗玻璃,演员们远远地看到,村民列着队,拉着长长的横幅欢迎他们到来。车还没停稳,村民就围了上来,争抢着邀请演员们到家里去住。很多时候,演出刚完,后台就挤满了人,年轻人凑上来拉着演员们合影留念,老人们则捧着瓜果小吃往演员手里塞,小小的后台瞬间成为火热的“追星”现场。

  哪怕只是送戏到一个村,剧团通常也会派出最强阵容。多年来,通过一场场乡间田埂上的高水准演出,他们把戏演进了观众的心里。

  盐城市淮剧团露天演出现场。盐城市淮剧团供图

  演好戏,演精彩的戏

  今年55岁的刘婵是一名资深的淮剧戏迷,每逢庙会上有淮剧演出,或者村里有人家请民间淮剧团来演出,她就带着小板凳找个最靠前的位置坐下来,一直看到演出散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盐城市淮剧团这几年推出的一系列新作品却让她有了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刘婵工作很忙,但只要盐城市淮剧团有演出,她就会前来捧场,尤其是每逢剧团有新戏出炉时,她会连着看很多场,百看不厌。在她看来,这些新剧不仅唱腔动人,表演唯美,而且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大都演的是身边人,讲的是身边事,故事贴近生活,让观众觉得自己既是看戏人,也是戏中人。

  最初的淮剧多为民间生活小戏,内容简单纯朴,语言诙谐风趣。盐城市淮剧团的不少新戏继承了这一传统,以轻喜剧的方式,演身边人,讲身边事。

  《鸡毛蒜皮》《十品村官》《半车老师》《菜籽花开》《送你过江》《为你绽放》《宋公堤》……近年来,盐城市淮剧团下了大功夫,创作出多部新编现代戏,几乎部部精彩。尤其是《鸡毛蒜皮》和《十品村官》,演出都在1000场以上,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鸡毛蒜皮》中,两户人家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矛盾,朴实机智的村民组长巧妙劝解,最终让两家人握手言和。戏演到哪里,就在哪里引起一连串会心的笑声。有一次在淮安博里镇的演出结束后,当地的司法助理跑到后台说:“这部戏编得太好了,我们现在的工作要解决的,全是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这部戏演完,以后我们再去做工作,就会容易多了。”这部作品,也成为第一部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淮剧。

  《宋公堤》讲述新四军在盐城阜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后,首任县长宋乃德在没人、没粮、没钱的情况下,四处奔走,动员群众,带领军民筑成近百里的拦海大堤,全心全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动人故事。2022年11月,在滨海县会议中心演出结束后,滨海县五汛镇党委书记邀请剧团到即将开始的党员培训班来演一场,“今年的培训,我就不开会了,你们这两个小时的演出,比我开3天的会还管用!”

  剧目还能为观众“量身定制”。有一次,盐城某开发区的安置工作遇到了困难,部分居民产生了一些担忧和疑虑。负责人请剧团排了一部小戏,将想讲的政策、道理蕴含在生动的故事中,到开发区演了几场,终于赢得居民们的理解和支持,顺利完成了搬迁。

  一次演出散场,有位观众来到后台,感慨地对张正余说:“我看过你们团的很多戏,发现不管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内容都离不开8个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确,这些精彩的作品,不仅为剧团斩获了大量奖项,吸引了一大批“铁杆粉丝”,更如无声细雨,润泽着老百姓的心。王伟健

东西问·解码兔年 | 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自2023年1月18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解码兔年”系列稿,探究春节文化、“双立春”等的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敦煌1月20日电 题: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专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

  中新社记者 丁思

  临近中国农历兔年春节,萌态可掬的兔子造型层出不穷。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存世千余年,绘制了共用三耳、循环追逐的三只兔子,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兔子造型。这一图案,也出现于巴基斯坦赤陶浮雕、叙利亚的多色陶瓷、欧洲教堂彩绘玻璃,乃至一些西方现代建筑中。

  “三兔共耳”的创作源起是什么,有何寓意?为何能在中西广受认同?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视频:【东西问】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目前,现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案有多少个?它们的造型、纹样有何不同?

  赵燕林:“三兔共耳”的装饰图案广泛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欧大陆各地,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从时代分布情况来看,壁画中“三兔共耳”发端于隋初,流行于初唐和中晚唐时期,最终消亡于五代。

  莫高窟共发现有20个洞窟绘制有这一图案。其中,17个绘制在洞窟藻井图案中,4个为天宫栏墙装饰图案,还有1个绘制于藻井垂帐纹,共出现22处,隋代洞窟占比最多,共9幅。

  总体来看,隋代初期此类图案尚显生涩,而至隋代中晚期则极尽繁华,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被认为是该纹样的杰出代表,也是大众最为熟知的一幅。

莫高窟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敦煌研究院供图

  “三兔共耳”的图案主体构成呈圆形,三只兔子以等边三角形均匀分布其中,两两共用一耳,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奔跑、相互追逐,首尾相接,动感十足,造型优美。早期图案中的兔子,以白色居多,唐代逐渐出现了黑色、灰褐等色。

  中新社记者:该图案为何是三只兔子?有何寓意?

  赵燕林:“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寓意。《道德经》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只兔子有往复循环、繁衍生息的涵义。“三”又与佛教涅槃思想吻合,三兔像是“前世”“今生”与“来世”,有“循环”“轮回”之意。

  同时,古人眼中,“兔”的内涵也很丰富。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物性》中说:“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明代徐树丕在《识小录》中云:“俗曰:兔无雄,望月而生也。”古人认为世间所有兔子都为雌性,只有月亮中的兔子为雄性,加之兔子繁殖能力极强,自古便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西晋傅玄《拟天问》曰:“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又说:“月为阴水,白兔之形”。古人认为月是“阴水”,还是白兔的化身,故《隋书·天文志》说:“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所以,藻井图案中兔子的形象,也有“月神”与“阴水”的意涵,是“以水克火”的延展。

  另外,汉魏以来,图谶瑞应思想极为流行,有着向朝廷进献“祥瑞”的传统。白色的鹿、兔子等世间稀有罕见,是吉祥、祥瑞的象征。经过魏晋南北朝战争,隋初人口相对退减,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成为普通民众朴素的期盼。藻井是莫高窟洞窟中最为核心的位置,将“三兔共耳”图案绘制在最中央的藻井中,也是寄托了洞窟功德主们的美好愿望。

莫高窟第302窟“三兔共耳”栏墙纹,这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有何源起,其创作手法有何特点?

  赵燕林:研究发现,“三兔共耳”图案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纹样十分接近,例如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器上的类似装饰图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敦盖、漆器上出现的三兽纹等,最为突出的是汉代瓦当上的三雁纹,以及画像石上的三鱼共首纹等。

  其创作手法是中国传统的“共生”,即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同造型元素的相同部分叠加重合在一起,在构成新图形的同时,不破坏单体结构的完整性。中国历代纹样作品中,有大量的共生图案,内涵也多与生命繁衍、祈福相关。

  “三兔共耳”的“共生”创作手法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宇宙观。中国古人重视天文,有星象崇拜,“三兔共耳”有自秦汉以来“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的影子,即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正方形的叠涩构架而成,体现着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

莫高窟第305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及其“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结构示意图 。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的传播路径有无定论?该图案为何也在西方社会受到认同?

  赵燕林: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和商贸文化重镇,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会,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流交融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特征。存世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正是出现在敦煌。

  学界多认为,这一图案是从中国自东向西传播,其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渊薮。有部分学者猜想其源于中原,后从蒙古帝国西征时,从敦煌沿丝绸之路同时向蒙古国、印度、中亚各地传播,后从中亚、西亚向非洲的埃及、欧洲各国传播。也有学者提出,是战争把它带至西方社会。

  该图案究竟源于何处,缘何被带至西方?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世界很多民族都有月亮当中有一只兔子的传说。

  随着时间演变,“三兔共耳”出现在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阿富汗的金属盘、伊朗的托盘、科威特的瓷砖画、德国教堂的钟表、英国教堂的玻璃窗上,成为当地宗教、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图饰,沿用至今。

巴基斯坦斯瓦特赛杜沙里夫遗址“三兔共耳”浮雕(9—11世纪)。采自《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受访者供图

  该图案对于西方民众意味着什么?一些西方学者做了调查,甚至专门有团队出版了《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等研究文集,他们认为“这幅图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够为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和吉祥的寓意。由此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对艺术魅力的认同与对生活的美好祈愿是相通的。(完)

  专家简介:

  赵燕林,甘肃省甘谷县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在《敦煌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艺术设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3部。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石窟艺术,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日本《比较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三兔共耳”相关研究论文5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等研究课题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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